中国最后的贵族，死于1969年！

刀子拾文化 2024年10月28日 08:00

作者丨刀子

1927年6月2日晚，清华大学南城府街的刚秉庙，夜色凝重，一代大儒王国维的灵柩停放于此，一群年轻的学生站在灵前，含泪行三鞠躬礼。

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来到门口，眉头紧蹙，一言不发，对围拢过来的学生点头致意后，便拨开人群，缓缓走到灵前，“咚”的一声跪下，手心向上，额头触地，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。

整个灵堂的人瞬间被震惊，当时在场的姜亮夫回忆说，那样一幕镜头让他和他的同学永生难忘。

这位中年教授叫陈寅恪，和王国维一样，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，被傅斯年称之为“三百年来唯一人”。这也是陈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当众下跪。

两年之后的夏天，清华国学院停办，为了纪念王国维，该院募款为其修建了一座纪念碑，碑面由梁思成设计，碑文则由陈寅恪撰写，文中写道：

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；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；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

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这既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盖棺定论，也是对陈寅恪自身治学旨趣的坚守与独白，而陈寅恪一生的风骨与悲怆也将与这句话紧密相连。

1890年7月4日，陈寅恪出身于湖南长沙。他的祖父陈宝箴，是少见的实干型政治家，眼界开阔，敢于变革，未出道时就被曾国藩称之为“海内奇士”，官拜湖南巡抚，是维新变法时，唯一响应中央的地方巡抚。

他的父亲陈三立，则是晚清著名诗人，与谭嗣同、徐仁铸、陶菊存一起，号称“晚清四公子”，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称之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。

卢沟桥事变爆发时，陈三立已85岁，却仍在梦中狂呼“杀日本人”，最后忧愤绝食断药而死。

在一个重血缘、重门第、重传承、重渊源的国度里，这样的出身足以让人望而却步、肃然起敬了。

然而，作为官三代的陈寅恪来说，却依旧是光彩照人、风流丝毫不输先人。

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南昌（1899年）。左二为陈寅恪。

由于家学渊源藏书丰富，陈寅恪自小就得到了良好的古典训练，旧学根基很早就已确立。虽然出身于官宦家庭，陈寅恪的父亲却不主张儿子科举应试，求取功名，而要他们受西式教育，接受西洋知识。

从1910年开始，陈寅恪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留学生涯，先后求学于德国柏林大学、瑞士苏黎世大学、法国巴黎大学、美国哈佛大学等，前后十六载，仅语言就掌握近20种。

曾有学生问唐筼（陈寅恪的妻子）：外传陈老师懂三十多种文字，是不是真的？

唐筼说：其实没有这么多，也就十七种而已。

是啊，也就十七种而已。

最令人惊叹的是，陈寅恪留学十六年，却没有考取一个学位。陈寅恪不以为然，“考博士并不难，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，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。只要能学到知识，有无学位并不重要。”

他是为学问而来，不是为学位而来。

每天一早，陈寅恪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，即去图书馆度过一整天，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。在饭店吃饭时，每次都叫最便宜的炒腰花，别人以为他爱吃腰花，后来才知道，不过是为了省钱而已。

以陈寅恪的家境而言，是不用愁吃愁喝的，他却用省下来的钱都拿去买书了。常常是“不及半载，而新购之书，已充橱盈笥”，不但自个买，还劝别人买，结果身边的同学也按捺不住，跟着出大血本从书店搬了几橱回来。

其用功可想而知。

难怪杨步伟说：“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，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。”

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（中）

1925年秋，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进行大学改制，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，并听取胡适建议，采用宋、元书院时期的导师制度，由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，聘请大师，主持筹备事宜。

第一位延聘的导师是王国维，清帝国最后一位帝师，左手叔本华，右手甲骨文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学者，这第一把交椅，王国维当之无愧。

第二位导师是梁启超，掀起巨浪滔天的时代风云人物，学界有言：“太炎为南方学术泰斗，任公（梁启超）为北方学术界的泰斗。”其影响自不用说了。

第三位到校的是赵元任，哈佛大学的博士生，号称“汉语言文学之父”，也是不错。

还差一位，梁启超推荐陈寅恪。

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，问梁启超：“他是哪一国博士？”

梁答：“他不是学士，也不是博士。”

曹又问：“他有没有著作？”

梁答：“也没有著作。”

曹又问：“既不是博士，又没有著作，这就难了！”

梁启超火了：“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，著作算是等身了，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价值。”

曹一听，不再犹豫，请。于是就有了后来清华园“四大导师”的传奇。

是年隆冬，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，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，开始了他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传奇人生。

这一年，陈寅恪37岁。

陈寅恪上课非常有特色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“书上有的我不讲，别人讲过的我不讲，自己讲过的我不讲。”人们称之为“三不讲”教授。

有人不信，后来发现陈寅恪确实是纵横古今、贯通中西，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时，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，流传何处的脉络，都讲得一清二楚。

于是，就有不少教授慕名前来听课，包括朱自清、冯友兰、吴宓等。

吴宓更是陈寅恪的忠实粉丝，几乎是风雨无阻，每当陈寅恪上课的时候，他就拿个小本子，坐到教室的最后排，像个小学生，抬头看老师，低头做笔记。

上完课后，陈寅恪问吴宓，我讲得对不对，吴宓连忙点头应答，对的对的。

连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，穿过西直门，慕名跑去偷听。那时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，秋天青纱帐起，还常有土匪出没打劫，甚至不惜杀人越货，铤而走险。

即便如此，北大师生也愿意冒险出城，常常是人手操着木棍铁器成群结队而行。于是，就有了这样奇特的一幕：在陈寅恪上课的教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“兵器”。

这才是真正的求知年代。

听过陈先生课的季羡林回忆说：“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，盘旋曲折，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，最终豁然开朗，把我们引上阳光大道。读他的文章，听他的课，简直是一种享受，无法比拟的享受。”

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为“教授中的教授”，姚从吾说：“陈寅恪先生为教授，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。”

陈寅恪手稿

就连民国狂人刘文典也对陈寅恪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在清华大学里，沈从文只配拿四毛钱的工资，朱自清可以拿四块，他刘文典可以拿四十块，而陈寅恪可以拿四百块。

1932年夏，清华大学国文系招收新生。陈寅恪应系主任刘文典之邀出考题。

陈寅恪的题目却非常的“简单”：除了一篇命题作文之外，只要求考生对一个对子，对子的上联却只有三个字：“孙行者”。

陈寅恪的试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，绝大多数的报刊认为，时代如此进步却还用这种传统古老的方式，简直就是食古不化，开历史的倒车。

陈寅恪不以为然，对对子才是中国传统语言特色的精髓，是中文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之处，哪怕学问再高，不懂本国语言的精髓，也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。

而陈寅恪游学国外十多载，精通外语十多种，可终其一生，都坚持用文言写作。

事实似乎也印证了陈寅恪的先见。

看似“简单”的问题，绝大部分的考生却都交了白卷，只有一个考生的“祖冲之”得了满分，他叫周祖谟，后来成了著名的语言学家。

而陈寅恪心目中的最佳答案是：“胡适之”。

只是，命运之神却并不喜欢眷顾这样的英才。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北平沦陷。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另一个时代，再没有几净窗明的书斋，也容不下从容缜密的研究。

此时，陈寅恪正奔波于父亲的丧事之中，国恨、家愁交叠而来。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导致视网膜剥离，必须及时手术，不可延误。

但做了手术，就必须修养一段时间，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。

几经思虑，陈寅恪放弃手术，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，待“七七”守孝期满，便拖家带口，离开北平。